难忘文德路

刚到广州，我住在东山两广医院一位潘姓朋友的宿舍里，就近每天去高英兰家里一齐复习功课。

东山是个很美丽的所在。我印象特深的是寺贝通津路口的那棵木棉树，开着那样大朵的花，长得那么茂盛，是在广西没见过的。两广医院是所教会医院，一进门是个大院子，可以在那里散步，坐在树荫底下的石条凳上看闲书。医院医疗条件挺好，来看病的人相当多，伙食也不错，我简直像上了天堂。但是，虽然医院有补贴，每餐饭的价钱对我来说仍显得太贵了。英兰虽然住得很好，母女俩住三楼一整层两房一大厅，但也觉得自己开伙太贵。于是，当她母亲去香港时，我们每天两餐在小饭摊解决。小饭摊的供应对象是卖力气的工人，水平比现在的大排档低。米饭论斤要，小菜用酱油碟子几分钱一碟。母亲交给我的那叠钞票只会减少不会增加，我得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。

终于熬到参加完三间国立大学的入学考试（那时不是统考，我报考了北京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广西大学，于是就得交三次报名费考三次，没公费领的学校我读不起不报考），我搬到豪贤路住集体宿舍。这是一间租来的大约不到二十平方的小厅，什么陈设也没有，地上铺着席，每人占一张小席的位置，住着共同摊派房租的十几位从贺县来考大学的同学。除了睡觉、打扑克、下象棋之外，这里无桌无凳，熙熙攘攘，不可能干得成什么正经事。离发榜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同同班同学李都是书虫，物色到一个好去处：文德路中山图书馆。

每天早上，我俩从豪贤路出发，经仓边路、惠爱路到文德路。在路上，买它一两块蒸蕃薯，连皮也不舍得扔地住肚子里吞。有时，家里比较富裕的李还买一包咳嗽糖即薄荷糖含，我没有这种享受的条件。

现在的中山图书馆不知什么样子，那时是很舒适的所在。在门口守门人那里取来一块小竹牌，穿过一个幽静的小院，就是陈列着各种报纸的阅览大厅，读者可以在那里自由浏览。粗粗翻过几份同自己比较密切的报纸，看看副刊上可有自己的文章发表和重大的新闻后，可以凭竹牌借书坐在电风扇底下阅读、作笔记乃至写文章。我的一些文章大都是在这个读者不多（少时三、五、七人，多时也不过十余人）的地方完成的。图书馆藏书丰富，光目录卡片就是十几柜。对于我来说，已经足够了。中午，到馆外小饭摊吃一斤米饭和两小酱油碟煮茄子、豆角之类，又回到图书馆里继续上午的作业直到闭馆。晚饭一般都很省。仓边路有一间甜品店，离我们豪贤路的集体宿舍不远。有时，我们一伙等到深夜甜品店快打烊的时候，去那里买一碗因为在炭火上炖了一天而特别稠的红豆粥、芝麻糊改善生活。终于发现我们的目的后，老板娘觉得格外好笑。

终于到了那么一天，在图书馆的《大光报》上，我见到中山大学的招生榜了。上面有我：中文系第七名！肯定可以拿到公费！我心里高兴极了；但又不敢太得意忘形———同我一起的李没有被录取。我硬着头皮心不在焉地在那里坐着“看书”，直到表哥找到我，命令我请客以示祝贺，这才赶紧到邮局给母亲发了一个电报，然后去享受“四菜一汤”。

我并没有从此中断了同中山图书馆的联系。到石牌报到后，每逢星期天，只要进城，我的第一站大半是文德路。那时，整条街都是旧书店。早上进城，我从路北头一间一间地往南走，精选我买得起的好书。中午在饭摊吃一餐便饭后进中山图书馆休息，下午又一间书店一间书店地浏览直至黄昏。后来，我选修了杜定友教授的图书馆课，杜教授带我们进书库参观。在那里，除惊叹于书海的无垠外，还大开眼界地见识了货真价实的“御批”：用红朱笔写的“知道了，钦此”。